煤炭去产能什么意思（煤炭先进产能标准）

在煤炭产业的漫长扩张期里，我国煤炭产业经历了的投资加码、项目扩张和产能提升等发展阶段。熟悉的“加法”总是轻松达成，一团和气，皆大欢喜。“减法”的实施却往往几家欢喜几家愁，因为产能的去化并不容易。如果产能去除不到位，行业基本面难以恢复；如果去除方式不科学，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将面临严峻挑战。我们在去产能的过程中，既要坚定决心，又要避免过度或遗漏，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其中，理解产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关键。

让我们澄清一些误解：去产能并不等于去产量，产能的存在是产量的前提。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矿井的产能很大，那么它的产量通常也会很大。但在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产能和产量等同视之，否则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以山西为例，截至去年底，该省的各类产能总和约为14.4亿吨，但实际产量只有10亿吨左右，这意味着有4.4亿吨的产能未能得到有效利用，其中包括在建产能和停产的无效产能。当山西提出未来5年要化解4亿吨至5亿吨的过剩产能时，这并不意味着产量会从10亿吨削减到5亿吨或6亿吨。类似的情况在其他省份乃至全国的去产能行动中同样存在。

另一方面，我们要明白，去产量也并不代表去产能。产能是用单位时间内生产产品的数量来衡量的，而产量则是用一段时间生产产品的总量来衡量。当前，国家提出的276个工作日制度并不是要去除煤矿的产能，而是通过调整总生产时间来约束煤炭的开采量。即使工作天数从330天调整为276天，煤矿的产能仍然存炒在只是不允许生产出煤炭而已。

那么，去产能的主要对象是什么呢？是资源枯竭矿、政策破产遗留矿和重组关闭矿。这些矿井的去产能大头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对象。从关闭煤矿的数量和结构来看，小型煤矿虽然数量众多，但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只占一小部分，而去产能的大头则来自于中型以上煤矿的退出。

要明白产能利用率是一个“鬼精灵”。在垄断带来短缺和市场竞争与地方行政干预导致的“过剩”之间，产能利用率的变化如同一个调皮的精灵，难以捉摸。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矿井规模中，退出落后产能的比例和涉及的产能占比如同走钢丝般微妙。像陕西、山西、内蒙古这些产煤大省虽然退出的绝对数值较大，但相对于本省的总产能来说比例较低。真正的调整结构和退出落后的重点在小型煤矿集中的地区如江西、湖南、重庆、湖北、福建等省尤其是湖北、江西、福建三省。

去产能是一项复杂而微妙的任务需要我们深入理解产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科学合理地去除多余产能以恢复行业基本面并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产能利用率的解读：煤炭产业的视角

在国外，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产能利用率，而不是简单地谈论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是一个基于事实的判断，而产能过剩则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产能大于需求，并不一定意味着过剩，适当的富裕产能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是合理存在的，尤其在那些投入产出周期相对较长的行业。短缺的风险，常常使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保持一定的产能余量。

以美国的煤炭产业为例，其产能利用率多年来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据统计，从1972年至2013年，美国的煤炭产业年均产能利用率为87.33%。相比之下，我国的煤炭产业产能利用率则略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国所有地区的产能利用率都低，实际上存在着显著的结构性差异。

我国主要产煤省区中，山西、新疆、贵州等地的产能利用率相对较低，这些地区拥有大量的“呆滞”产能或在建产能，实际产量远低于其总产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这些省区减少产能对整体产量的影响有限，尤其是当去除的产能主要以未实际生产的呆滞产能为主时。相反，山东、陕西、安徽、内蒙古等省份的产能利用率相对较高。

我们还需要考虑资源开采的特殊性对产能的影响。不同于机械制造或加工产业，资源开采的产能具有相对可持续性。任何煤矿都有资源枯竭的一天，服务年限各不相同。随着开采时间的延长和开采的增加，资源开采的技术条件可能发生变化，这可能导致产能接续紧张、安全威胁等问题，从而影响甚至缩减现有产能。如果我们忽略这些动态因素，仅从静态或投资拉动的角度考虑产能扩张，可能会高估去产能所需的力度。

从我国东、中、西部煤矿的情况来看，服务年限和产能可持续性存在差异。东部矿区随着资源逐渐枯竭，产能将较中西部地区更快速下降。煤炭去产能是一项涉及多方面问题的复杂任务，包括煤炭消费预测、产业结构调整、产能利用率、资源特点等。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去产能策略。

煤炭产业的产能利用率是一个多维度的议题，涵盖了经济、资源、技术、政策等多个领域。在去产能问题时，我们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