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医保制度的发展创新：药物经济学成为价值购买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与调整工作成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旨在提高居民用药保障水平，减轻患者医疗负担。随着健康中国建设的推进，广大群众多层次健康需求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创新药品也应运而生。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医保基金，促进参保人健康状况的最大改善，国家基本医保制度一直在努力前行。

自2018年以来，国家医疗保障局以价值为基础，连续四年开展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工作。在这四年间，累计有250种创新药品通过谈判进入医保目录，价格平均降幅超过50%。这些药品包括肿瘤用药、慢性病用药、抗感染用药、罕见病用药以及新冠肺炎治疗用药等，覆盖了广泛的疾病领域。其中，创新药物的纳入速度尤为令人瞩目。例如，在2021年，有27种药品在获批上市后一年内就成功纳入医保目录，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医保制度的高效和及时性。

药品价值评估是确定药品价格的科学理念，而药物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评价则是其基础工具。通过对比创新药品与参照品的健康产出和成本的差异，寻找药品的“效价比”价格基准。在国际上，药物经济学已成为许多国家制定医保准入和支付决策的重要工具。中国在实践中，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结合自身国情，形成了系统的价值评审流程。

国家医保目录的准入谈判工作不仅涉及专家评审和药品价格测算两个关键价值评估环节，还融入了本国国情要素，如中国疾病谱特征、分级诊疗制度下的基层用药需求等。专家评审从药品的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和公平性五个维度评估药品的综合价值。而价格测算环节则由药物经济学专家和基金测算专家分别进行，以确保药品价格的合理性和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

回顾过去几年的测算流程和谈判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医保目录在“保基本”的基础上，对“促创新”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目录结构不断优化，涉及多个疾病领域的药品被纳入其中。特别是罕见病用药的纳入，更是体现了医保制度的全面性和人性化。创新药从获批上市到纳入医保的平均周期仅为一年零两个月，这显示了国家医保制度的高效和及时性。

最重要的是，国家医保制度通过谈判，成功降低了药品价格，破除了“创新药=天价药”的固有观念。以抗肿瘤药为例，价格平均降幅维持在44%及以上。这不仅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还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与调整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广大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

展望未来，随着医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医保制度的不断完善，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创新药品被纳入医保目录，惠及更多的患者。我们也期待国家医保制度能够进一步优化评价维度和测算指标，提高医保基金的管理与运行效率，为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医保制度贡献更大的力量。药物经济学在中国：应用、创新与价值评估的协同发展

为了满足“患者有药用、企业有回报、医保可控费”的三方共赢目标，国家医保目录在药物经济学的应用上，展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和创新。

药物经济学的经济性阈值，作为国家医保局价格测算的关键参数，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医保支付能力的变化，过去四年来不断调整和更新。在制度设计的初期，阈值的设定主要基于临床专家对药品临床价值的评估。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在药物经济学的实践中，逐渐出更为细致和科学的阈值确定方法。

一方面，更加注重药品的临床价值、患者获益与创新性，将创新药品的特征如是否填补临床空白、是否有突破性创新以及是否为罕见病药物等与阈值设定紧密挂钩。这不仅反映了药品的实际价值，也体现了对患者需求的关注。另一方面，国家医保局尝试将临床专家的评分等级与阈值等级相联系，将专家对药品创新价值、临床获益、患者获益等方面的评价定量映射到阈值中，这进一步提高了阈值设定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国内的药物经济学专家也在积极从社会角度测算阈值的新方法，助力医保决策部门更科学地运用阈值标准，实现医疗资源的公平和优化分配。在药物经济学的实践中，国家医保目录的调整和完善始终坚持以中国实际为基础，确保价格测算符合“保基本”的定位。也积极利用政策手段，促进新药的落地，通过“以量换价”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除此之外，国家医保局还在不断努力优化政策和程序，以降低企业负担为目标之一。自2020年以来，为实际支出相对符合预期的药品实施简易续约，根据协议期内的医保基金支出确定药品是否需要降价以及降价的幅度。自2022年起，对于新适应症的药品，如医保支出较小且可控的，也可通过简易续约使其新适应症进入国家医保。国家医保局还主动向企业开放谈判药品医保基金支付数据的查询渠道，数据的公开透明为后续药品续约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随着国家医保局在药物经济学领域的不断和创新，以及价值评估机制的逐步完善，相信药物的经济性和价值将得到更好的体现，从而更有效地惠及广大企业和患者，实现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