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通讯与美国哪些部门达成和解（长臂管辖：中兴通讯屈服美方6

中兴通讯的波折之路：六年审查与长臂管辖的反击

回溯中兴通讯的历程，一场始自于2012年的贸易纷争成为其无法抹去的记忆。当时，中兴通讯向伊朗运送了一批电子设备，却无意中触发了美国监管机构的调查。这场调查源于美国对伊朗的销售禁令，而中兴的贸易行为似乎违反了这一禁令。

面对调查，中兴通讯似乎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试图规避美国的监管，以一家无锡的上市公司为中介继续向伊朗出口商品。这种做法并未持续太久。2014年，美方在一台电脑中发现了中兴法务部门出具的规避美国管制风险的两份文件。这些文件揭示了中兴如何通过设立和控制多个“隔断”公司来规避美国的出口管制。于是，中兴被BIS列入了“实体名单”。

中兴曾试图和解，但整个过程中，由于对调查人员的隐瞒和不充分的陈述，使得情况愈发复杂。美国发布了新的指控，除了出口问题外，还涉及妨碍司法公正和做虚假陈述等罪状。这一连串的指控让中兴陷入了困境。

经过一系列的认罪协议和和解协议，中兴最终向美国支付了巨额罚金，并对多名员工进行处分。美国似乎并未打算就此罢休。BIS的进一步要求和中兴的应对失误，导致了美国商务部最终签发了销售禁令。这一禁令要求美国公司在7年内禁止向中兴通讯出售任何产品和技术。仅仅过了一个月，中美双方达成了一项框架协议，中兴改造了管理层和董事会，并支付了巨额罚金后，美方解除了禁止令。

这场官司虽然结束，但中兴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一场官司打掉了其大好的前途。这也让人们开始反思所谓的“长臂管辖”。原本人们并不清楚这一术语的含义，直到中兴事件后，人们才意识到这是美国常用的伎俩。

长臂管辖是美国法律界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在域外执行法律管辖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员物资的流动增加，原先的确凿原则逐渐显示出其局限性。于是，“更低限度联系”原则应运而生。这一原则为美国长臂管辖权的扩张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得美国能够利用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用“长臂管辖”作为武器来干预全球事务。

面对美国的“长臂管辖”，世界各国都在寻求破解之法。虽然大多数国家在面对美国的制裁时只能选择投降认输，但也有大国如欧盟选择积极应对。1996年，欧盟颁布了“阻断法令”，以对抗美国的制裁和长臂管辖。该法令规定，基于制裁的外国法院判决或行政决定在欧盟境内无效，并禁止欧盟居民和企业依照相关域外法律行动。受影响的企业可以通过欧盟法院向造成其损害的域外机构追偿损失。

这一举措可以被视为对“长臂管辖”的一种反击。在全球范围内，更多的国家和组织可能会寻求合作，共同应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行为。未来，这一领域的斗争将会更加激烈，而中兴的遭遇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案例。美国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原名为《古巴自由和民主声援法》，其名称背后隐含的霸道性让人不得不深思。此法中的第三条款，源自对古巴革命后一些美国公司和个人财产被古巴“没收”的争议，允许美国公民在美国法院对涉及这些财产的古巴实体及与其有经贸往来的外国公司提起诉讼。由于此法主要影响的是与古巴经贸往来的欧洲公司，欧盟为了自保，出台了《阻断法令》。这一法令的存在，如同欧盟手有的一把武器，随时准备应对美国的潜在激活法案。

在特朗普退出伊核协定并制裁伊朗的背景下，欧盟重启了这一法令以保护自己的企业。而在美国的赫尔姆斯法案再度启动之时，欧盟也不再被动应对。可以说，《阻断法令》使得欧洲在面对美国的长臂管辖时有了更多的底气，敢于应对挑战。这种对抗并非纯粹的冲突，而是双方在互相妥协基础上的战略平衡。

当正面交锋无法取得优势时，一些国家选择了绕开控制的策略。委内瑞拉和伊朗就是典型的例子。前者通过推出基于石油的数字货币“石油币”，后者则试图使用黄金作为交易媒介来交换石油，以此避免受到美国的金融制裁。更多国家则在巴拿马、马绍尔群岛等地设立离岸公司，以第三方名义与被制裁国进行交易。这些策略虽然代价巨大，但为了生存，这些中小型国家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对这些国家的压力之大。

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美国开始对全球各地的中国企业施以全面的压力。从中兴通讯到华为、大疆等企业，都受到了美国长臂管辖的伤害。中国并不能坐以待毙。我们需要自己的《阻断法案》，保护本土企业免受外部的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也需要加强自身的合规化建设，不能再依靠冒险和擦边球的方式发展。外贸环境的日益严格使得遵守法律成为企业的必修课。我们必须吸取教训，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否则，我们将面临沉重的代价。对于中兴通讯的案例，更是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即使在强大的企业也可能在风控能力和合规管理体系上滞后。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确保企业在合规的道路上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