釉里红最早在哪个朝代（釉里红的釉字起源于何时）

陶瓷艺术的釉里红之谜：起源、技术与影响

作者：徐文宁

近日，我有幸与陶瓷领域的朋友，沙漠行者张庆宇先生交流，他展示了一张元代釉里红的照片，令我为之震撼。在青花釉下，色泽红艳且浓淡相宜，宛如完美之境的烧制颜色。照片上的一圈烧字“石溜（榴）红，二色合，浓淡胤金”，让我对釉里红的原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张先生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让我为之动容。当我沉浸在这份喜悦中时，一个问题突然涌上心头：这个红釉字究竟起源于何时？为何“石榴红”的原名并未流传下来呢？

其实早在沈从文先生的《谈陶瓷艺术》中，他便建议窑厂与科学院合作，通过科学手段解决青花带紫发色不稳定的问题。而釉红这一名称的确立则更晚一些，大约在民国后期和解放初期。这也表明了对釉里红研究的复杂性和历史。

当我们追溯釉字的起源时，不禁要提到古人对其的描述。他们曾用医学、心理学来描绘釉的特性，并用石油和天然气来表达其流畅感。从《康熙字典》到《汉语大词典》，都有对釉的深入解释。其中朱妍的《陶说陶冶图说》提到：“昔称陶器曰油色莹澈，油水纯粹。”这里提到的“油”，在明朝末张子烈的《俗书刊误》中被解释为利用油光的含义和彩画的内涵合成的。他认为其他术语都失去了六书的本义或字体过于复杂，而釉作为常用字更为贴近通俗。在技术层面，釉字被广泛应用是在乾隆晚期。

不久之后，釉开始被用来命名瓷器产品，如釉下红。根据《陶说》，宋朝已有紫花坐墩及釉下红制品，但至今未有实物出土或传世，这种现象让人想起张庆宇老师发现的“石榴红”照片，虽有实物却无文献记录。石榴红因其与石榴花相似的美丽色彩而得名，具有一种细腻而华丽的质感。在唐代，石榴红裙深受年轻女性的喜爱，并有诸多诗歌赞美其美丽。

当我们釉里红的起源时，似乎不能忽视蒙元的宗教元素。草原人民崇拜自然和不朽，藏传佛教在元朝有着重要地位。在藏传佛教绘画中，火红的太阳与青辉的月白常被用来表现日月同辉的景象，这也成为元代釉里红名声的一个重要象征。孟渊的瓷器画作热烈、直白，表现了元朝统治者的价值观，也体现了元代釉里红的三种装饰技巧：釉里红线描、釉里红画和釉里红画。

釉里红的起源、技术和影响是一个深奥而引人入胜的领域。它不仅是陶瓷艺术的一部分，更是历史、文化和宗教的交汇点。从张庆宇先生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陶瓷工匠的精湛技艺和对美的追求。而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欣赏这些美丽的艺术品，更是要深入理解其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内涵。釉下红，这一瓷器彩绘艺术的璀璨瑰宝，自釉下青花诞生后便悄然绽放。《鼎尊》中的釉下红，是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的袁淑福釉，在还原焰下熠熠生辉，红色与白色交织，犹如日月同辉。

提及釉里红，自然会联想到那神秘的“二色合”，如江苏吴县出土的釉下彩红白龙罐，以及蓝釉白龙梅瓶，它们都是釉下彩增白工艺的杰作。这两种工艺都能有效减少画线时的闪红现象，早在汉代就已初见端倪。

在历史的传承中，元代的釉下红瓷器并非孤立存在。它在唐代长沙窑和金代钧窑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穿越历史的长河，我们可以发现，金色的阴影、发色浓淡的变化，都是对釉里红技术的经验评价。釉里红的浓淡变化，是当时的技术局限下的必然现象。而“胤金”二字，承载着承续、孕育和演示的意味，是对浓淡变化的氧化铜着况的生动描述。张庆玉先生的釉里红照子上的“浓淡胤金”，更是对当时釉里红烧制情况的实证，至少说明当时烧制的釉里红数量不少。

当我们追溯元代的釉里红瓷器，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一件都是艺术的瑰宝。由于烧制温度较低，通常在1250摄氏度以下，所以元釉里红的发色常呈红紫、黑灰，多数带有晕散，鲜红色的稀少，铜绿色斑点更是少见。在传世和出土的所谓元代釉里红器中，有一部分的确切年代还有待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元代尚未有“釉里红”这个词，其原名究竟是什么，仍值得我们期待。目前，业内对于某些被认定为釉里红的瓷器是否属于元代还存在争议。有可靠年代依据的是1979年江西丰城出土的元青花釉里红和釉里红瓷俑。而元和明洪武朝的区分，尚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张庆玉先生的釉里红照子相比，无论是外形、胎骨，还是照子孔内的釉里红釉，都与目前公认的釉里红瓷器相符。

当我们谈论到“石榴红”，这一名称或许为元代釉里红的原始名称。它为我们揭示了那个时代的专业术语，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陶瓷艺术的历史背景具有重要意义。釉里红的起源时间、釉里红这个词的出现时间，仍是陶瓷历史研究中的未解之谜，等待着我们去和揭示。

在陶瓷艺术的瑰丽殿堂中，釉里红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的诞生、发展、演变，都承载着历史的印记和匠人的智慧。它的存在，为我们揭示了古代陶瓷艺术的辉煌成就，也让我们对古人的创造力和艺术才华充满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