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建立和巩固国家统一的措施（清朝为了稳定政权提出因俗而治，

土司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自元朝起源并历经完善，至清朝达到鼎盛并终被废止。这一制度因地制宜，有效地解决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多样性发展问题。

在清朝建立之初，为了稳定政权并实现对边疆各族的招抚，清朝提出了因俗而治的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各地土司纷纷归附。贵州的贵阳府、安顺府等数十个长官司在顺治十五年归顺，并被准许世袭。为了争取西南区各土司的支持，清朝开始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对中原地区的民族同化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适当的变通。

清朝的土司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卫司合一”。明朝时期，西北地区并未被列入土司制度，而在清朝，西北地区也有了土司的称呼。这一变化反映了清朝在管理制度上的灵活调整。

进入清朝后，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开始实施。这一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因地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实施过程充满了挑战。尤其在贵州地区，改土归流的进程受到了诸多阻碍。例如，贵州马乃土司龙吉兆的叛乱，以及水西土司安坤的反叛等，这些事件都彰显了改土归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清初，云南地区在吴三桂的治理下，土司相对较为安分，较大的改土归流事件并不多见。小的改土归流事件仍然时有发生。与此湖广地区作为进入西南地区的通道起点，其改土归流的进程也值得关注。

清朝的改土归流与因俗而治的理念紧密相连，这一理念强调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因地制宜管理。在改土归流的进程中，清朝面临了诸多挑战，但通过灵活的政策调整和军事行动，逐步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稳定和管理。这一进程反映了清朝在管理制度上的不断创新和调整，为当今的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历史借鉴。雍正时期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清朝对土司制度的重大改革

自清朝初年，虽然各大土司并未明显表现出对清王朝的改流迹象，但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拥有士兵的自治地区土司制度已成为构建“大一统”国家的主要障碍。雍正时期，这一改革得到了空前的推动。

雍正四年春，云南总督鄂尔泰深刻地指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鄂尔泰提出的治边策略，强调改流之法应以计擒为主，兵剿为辅。其核心思想是，只有先平定土司地区的反抗，才能真正实现云贵的安定。

在这一背景下，改土归流从滇川黔开始。雍正四年的行动首先平定了东川，随后进军乌蒙、镇雄。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乌蒙土府禄万钟、镇雄土府陇庆侯的兵权被逐渐削弱，最终归于云南管辖。

改土归流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在西南地区，贵州的抵抗最为严重，也最为惨烈。据《圣武记》记载，当时清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消灭了众多土司的抵抗力量。其中，湖广行省的土司势力最为强大，兵多地广且能征善战。在雍正五年七月初九日，湖广总督傅敏上疏请求改土归流，最终得到雍正皇帝的批准。

雍正皇帝颁布的上谕用词严厉，明确表达了如有不听从命令的土司，将会受到武力解决。在强大的兵力威慑下，湖广各土司最终无奈地交出权力。整个湖广地区所有拒不服从归流的土司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自此，湖广行省的土司无一留存。

清朝的“改土归流”并非为了彻底废除土司制度，而是对构成清王朝疆域统治威胁的土司进行取缔。土司制度是为治理主体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而设计的一种制度，是中央制度下“因俗而治”的管理制度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的“改土归流”是清朝为维护统治制定的重要政策之一，也是清朝前期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事件之一。通过这一改革，清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推动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参考资料：

《圣武记》

《桑植县志》

《清史稿.土司三》

《清世祖实录》

《清代土司制度论考》李世愉著